1902年12月29日上午，慈禧太后在乾清宫一听完禀报，遂神情极其沮丧道：“唉——，怎么总是不得其法，这到底如何是好嘛？”
“启禀太后，老臣有日前刚收悉的电奏要禀明。”一位身着一品朝服、其突出鹰钩大鼻下留有好此稀疏白须的年长官员拿着文稿趋前一步道。——他是时年已75岁的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充学务大臣孙家鼐。
慈禧眉头一蹙，“那还不赶快？”
“嗻！”孙家鼐先应一声，遂定睛手中的电文抄件道:
贵州学政严修跪奏:
吾朝正临环宇数千年来未见之大变局，为富国强兵及师夷而制夷，当速办经济特科之会试，以选拔善处“镑亏”等事之亟需人才。
“嘁！”溥伟不屑的冷哼一声，“这年头，竟连南蛮穷秀才也来凑热闹。”
“啥？穷秀才？”慈禧面露不悦道，“人家可是津门的富翰林，跟他稔熟的人快出来解释解释吧。”
“太后，您是唤微臣吧？”只见一位额头光亮、留着小胡须，穿着次一品官服的中年人一脸忐忑道。——他是时年49岁、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徐世昌。
“人贵在自知之明。”
“嗻！”徐世昌应道，“严修，字为‘范孙’，咸丰十年（1860年）生于直隶三河（今河北三河），其父严克宽曾是我国最大盐场——长芦盐场——的总商。”
“慢！”慈禧突然叫停，
“你先说说，那盐场的总商有几厉害。”
“嗻！”徐世昌又应一声，遂从容不迫地道：“众所周知，按我朝规定，工商各行业皆有介于官商之间的总商。而能当上总商的人，一般都是行业中最有实力的龙头老大。如今呀，各地盐业总商的厉害之处不外在于十八个字，即：‘行盐迟早，唯总商是听；摊派多寡，也唯总商是命。’说白了，盐业界的总商往往就是盐商中那个最富得流油的‘人上人’。”
“哗！原来他小子是豪门之子呀？”溥伟不禁惊叹道。
“对！”徐世昌再次颌首道。
“徐世昌，回归正传。”慈禧发声道。
“嗻。光绪八年（1882年），二十七岁的我和年仅二十二岁的他在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中得以结识。因两人志趣相投且同时中举（徐排第154名，严为第191名），遂彼此以兄弟相称。次年，我们俩又参加会试，结果他得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地成翰林院庶吉士。而年长五岁的我呢，则名落孙山、铩……铩羽而归。”
“哈……”
“可……可好在三年后我也一举中的，遂与之成其为翰林院的同事。之后，担任现职前，他还曾经担任过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详校官等职。”
“接下来再说说他的能耐事。”慈禧再度指示道。
“嗻。”徐世昌思索有顷，遂气沉丹田道：“他的确是个极有能耐的人。例如：五年前，三十七岁的他方拜师学英文，可人家如今已然可跟洋人较溜顺的说上话；而在他学政的任中，贵州省更出了我朝两百多年来唯一的状元郎——赵以炯。”
“这可是自科举以来，云贵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孙家鼐补充道。
“孙大人说的是。”徐世昌颌首认同道，“再有就是——家财万贯的他，从来为官不图钱，不管是游宦京城还是远就贵州，其开销用度均以家资贴补，甚者更有拿自家盐业作抵押贷款来资助公家之用，可谓是廉洁廉到不行。”
“好了，”慈禧遂将目光一转，“孙师傅，出任过广西学政的赵以炯不是改履礼部会试考官好几年了吗？这次经济之考让你和他当正副主持如何呀？”
“不不不，”孙家鼐急忙摆手道，“太后，老臣以为还当另请高明为好，因为西学和洋务并非我俩所长。说重些——堪是其‘知’与‘行’都不行。”
“唔——明白了。”慈禧颌首认同道，“可如今既熟西学又悉洋务的京官又有几个呢？……盛宣怀算一个，可他不是守着制吗？”她伸手指向徐世昌，“你是算得上呀，可兵部现在千愁万绪的……其他还真就没谁了。地方上够格的……也只有湖广和直隶两总督了，可张之洞年事已高又离得远，看来，还就非他袁世凯莫属了。”
徐世昌应着声：“太后，那是否能让严修副助之？”
“他？”慈禧眉头稍微一皱，旋即竖起大拇指：“这堪是文武双全的好搭配！”
也就是在半个月之后，慈禧即颁旨宣布：“照博学鸿词科”举行名为“经济特科”的科举会试，以便选拔出具备“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等能力的“中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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